2010天津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题（1）
给定材料：
1、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出现了一些情况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如库区移民问题、征地拆迁问题、代课教师问题、企业改组改制问题、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工资福利待遇问题、涉法涉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特点和规律，科学把握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建立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机制，以更好地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大量情况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其主要表现为：“四个多样化”趋势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这一方面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来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道德风尚朝着更加民主、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管理监督等尚不健全、不完善、不到位的情况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抬头，导致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扭曲。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到经济社会生活中，就会产生各种社会矛盾。
利益关系调整引发的深层次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种利益调整。改革越是深入，各种深层次矛盾就越是凸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不同的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等，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这在总体上有利于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是，在利益关系调整中出现分配不公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包括：因农村土地征用、移民搬迁安置、各种工程建设用地等补偿标准不一，发生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的问题；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等等。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处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2、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会议的主要议程仍然锁定在土地改革。官方报道指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前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显示相较于改革开放走向或金融危机，土地改革已经是当局无法不正视的问题。
土地制度之需要改革，诚然有各个面向，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农地逐年大量的流失使得国务院一再下调耕地保护红线却难得逞。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只要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发展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便一日无从建立。这两个角度固然都要紧，然而中共必须面对土地制度的政治逻辑，却在于“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后果。现有的土地问题，已经累积了太大的社会矛盾，若不尽早拆除引信，最终将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严重的就数官员任意征地圈地所引发的官民冲突。官方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面积高达4736万亩，13年间推算有至少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地农民既没有从征地补偿中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本，又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保福利，大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流民。
北京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地方征地的冲动依然屡禁不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机构在2003年及2004年间的调查显示，农民维权抗争集中在土地纠纷上，土地已经成为农村的首要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2005年4月也指出：“我认为这种征地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已经成为农民最不满的一个领域。”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引述官方统计说，2006年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土地问题无疑是其中一条主要的导火线。胡星斗分析，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流转），虽然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农地产权，但是至少增加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权，遏制官员随意征地的权力。如果配套得宜，还可以增加农民与开发商集体议价的能力，保护他们从土地获得的利益。国土资源部8月对媒体放风说，未来三年每年征地不能超过270万亩。这个被形容为“极其苛刻和严格的数字指标”，已经“得到主要领导的认可”。
河西镇农村土地问题引发上访的主要类型。
（一）土地权属纠纷突出。 一是土地承包优先权纠纷。主要是非本集体人员承包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原承包人认为承包优先权受到侵害，由此产生纠纷。二是转包手续不规范。主要是原承包人土地交由他人耕种，因收益的归属、费用的承担而产生的纠纷。三是占地补偿纠纷。主要是由土地被占用而产生的补偿费用的分配纠纷。四是宅基地（房屋）使用权纠纷。主要是早期宅基地手续办理不完备、不规范，部分房屋租借他住或抵押、变更仅凭口头协议，因历时已久，形势变迁，举证困难而引起的权属纠纷。五是山林权属纠纷。受传统民间规约、习惯规则以及祖坟地等风俗习惯的影响，出现山岭边界及权属的划分与国家法律勘定的相悖，从而导致接边接壤争议、坟葬、矿产资源、水源争夺等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上述五类纠纷，互相影响，产生大量农村土地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 妇女土地权益引发的信访案件。农村妇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首当其冲地在土地承包及相关权益问题上遇到权益受侵害问题，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已成为当前农村土地问题中的突出矛盾之一。如“外嫁女”权益的问题，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被剥夺的问题，入赘男子没有土地承包资格的问题，“半边户”家庭得不到承包地的问题等。
（三） 受国家方针政策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与用地需求矛盾而产生的系列问题。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用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土地供给与需求矛盾，二是农村住房用地不足，群众旧村改造的要求强烈，而操作不规范的矛盾，三是农村土地规划出现与现实不相适应的矛盾，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群众上访。
（四） 土地依法有偿转让所得，各级特别是县级以上提取费用比例较大，对镇、村组的留置不足，致使缺乏必要的建设资金，土地市场更加难以有序流通，而有的村为化解集体债务，把机动地留置不合理，少数农村干部曲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对承包土地自做主张，随意变动、调整、侵占、出卖土地，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由此引发各种纠纷。
（五） 个别村土管人员素质不高，工作方法单一，群众反映意见和问题的渠道不畅通，合理化要求特别是群众土地纠纷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致使各类矛盾长期沉积，引起部分群众的强烈不满，就采取集体闹的形式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六） 少数群众特别是回族地区部分群众土地法制观念淡薄，片面强调局部和个人利益，违法占地用于非农建设，或将街道、田块、沟渠等公共部分窃为己有，并在土地权属登记发证时存在欺诈行为，甚者侵犯他人权益引发群众不满而上访；
（七） 涉法上访仍占一定比例，尽管土地执法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解决违法占地问题，但一些因土地涉法上访的案件尚未得到妥善处理。多数争议或违法占地户对执法部门的处罚（理）不服，又不愿意接收土地仲裁机构的仲裁或申请行政复议，也是信访接待中较为常见的。
上述问题的存在和发生，有的是长期历史遗留的老问题，有的则是信访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镇的农村土地纠纷还会不断发生，甚至激化，而处理这些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敏感的工作。
3、十七大报告指出，存在很多突出的社会矛盾: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如下目标要求:⑴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⑵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⑷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⑸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⑹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人民权益，要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纠纷排查化解岗位目标责任制，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切实落到实处，提高早发现、早化解、早处置的能力，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建立和完善领导责任机制，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责任制。完善信访机制，对接访事件高度负责，认真处理。建立和完善领导“下访”机制，变群众重复上访、越级上访、集体上访为各级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建立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增强部门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感。建立完善信息预警机制，进一步提高各种处置预案的操作性，使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控制，妥善化解。建立科学有序的指挥机制，确保能迅速控制局面，及时平息事态，把社会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此外，还应建立诉前必调机制、人才吸纳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等。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深层次矛盾突出，通过民意表达渠道释放民怨、反馈民情，关系到政府与民众在矛盾与冲突中重建信任关系，确保社会稳定。因此，建立完善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诉求渠道，使政府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群众意愿，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研究的课题。除了进一步规范、畅通信访渠道外，还应充分发挥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确保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交流渠道的畅通，及时有效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要广开言路，敢于纳谏，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和批评。对不同的意见和声音，要允许表达，提供表达的平台。要摆正位置，从沟通入手，真诚倾听群众呼声，体会群众切肤之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帮助最需要帮助的群众，化解和减少矛盾。要认真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以“事要解决”为目标，做实信访工作，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县级责任"，最大限度地化解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坚定不移地通过实现科学发展，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加大利益关系调节力度，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工人、农民等基本群众的利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突出抓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强化第二次分配调节，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牢固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明确提出了征地建设项目三条“红线”，即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议的，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不能开工。
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社区将没有单位的“社会人”都管起来。全面推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加强对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区位的管理。积极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对新兴行业、新兴组织的管理。
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非公有制企业以及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合作医疗对农村常住人口的覆盖率。从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健全以低保为核心的城乡救助体系，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范围。扎实推进“十项民心工程”，系统解决困难地区、困难群众的突出问题。加强基层排查调处力量，初步形成了县(市、区)、乡镇(街道)有机构、村(居)有专人负责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全省各乡镇、街道普遍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定期排查突出问题。加强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努力构筑“大调解”格局。创新信访工作机制，首创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案和信访督查专员制度，省、市、县新提拔的厅、处、科级干部要先到省市县信访部门工作3个月，督查处理信访案件。
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大防范打击力度，集中整治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治安突出问题。加大治安防控的科技含量，构建起全天候的治安视频监控网络。切实加强对犯罪多发人群的教育管理。健全各种群防群治组织，实行联防联动。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机构，健全完善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公共安全应急处理能力。
杨宁曾任昆明市委常委兼盘龙区委书记，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她多次经历和参与处理，也曾接到恐吓电话，但矛盾最终都能化解，她认为化解的招数就是充分关注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昆明市东二环道路改造时，线路附近的一个村子中有一座寺庙，始建于300年前，后经群众集资多次修缮，小有规模。听说修路要拆除他们的寺庙，群众放言：“谁敢来拆，我们就跟他拼命！”下属向扬宁汇报说，这是非法建筑，没有经过规划批准。杨宁说：“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谁来批准？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她到现场对群众说，你们放心，你们不同意，我们不会拆的。她指示下属为该寺庙补办手续，使其合法化。此举深得人心，拆迁工作格外顺利。
在云南省委研讨班动员讲话时，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说，现在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他形象地比喻：母乳喂养不仅考虑到营养，也能零距离接触培养母婴感情，干群关系同理。李纪恒说，苏共垮台、齐奥塞斯库被乱枪打死，教训就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他说，我们很多年轻的书记县长，下车伊始就提出什么宏伟蓝图，完全脱离实际。一些干部屁股没坐热就走人了，有个统计说县委书记、县长的平均任职年限只有两年，乡镇负责人的任期更是只有1.9年，一个个心浮气躁，能干出什么名堂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用亲身经历提醒各级官员将心比心，饱含热情对待群众的利益诉求。他举例说，几年前澄江县两家民营企业职工因住房被抵押而上访，连续多年，六七个省领导作过批示，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为防止他们上访，县里设卡堵截，矛盾更加尖锐。李汉柏得知情况后，到职工家中走访，其穷困窘境令人心酸，“我对身边的干部说，他们不是刁民啊，让你们体会3个月你们不上访才怪！”经过多方协商，职工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事情圆满解决。曾经作为副省长分管政法工作多年，李汉柏强调，警察是保护人民而不是对付人民的。“我们一些干部以为手里有了权，动不动就派出警察。你想过没有，你一个县能有多少警察？不就100多个嘛，而最小的乡镇都有五六千人，多的几万人，你对付得了吗？随便来些人就把你作人质了。”
4、随着房价的暴涨，房子已经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房地产开发商被指责为牟取暴利，炒房者被称为投机者等，看来解决房价问题，不仅仅是居住问题，更是社会矛盾的问题。房价是很难用宏观调控来打压的，反腐——房地产行业反腐败所起的成效要比宏观调控大10倍以上。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反腐力度，而不是总搞一些表面的政策。对于有学者表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水准严重失调、贫富差异过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的矛盾，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邱振海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央政府也认识到这些问题，但也无法一下解决。邱振海说：“比如说，就医难、住房难、受教育难等等，归根结底，如果深究，最后还是一个腐败问题。腐败问题说到最后还是体制改革的问题。即使中共体制不改，但也有必要从道德层面来重整社会的精神力量，否则就会非常危险。现在从医生到教授，人人都没有道德底线。在本来发展模式就有问题的情况下加剧了矛盾的发展。” 金钟认为，反腐败可能会与权力斗争联系起来加以利用，但大背景仍然是腐败极为严重，民愤相当大。他说，在中国大陆利用权力来捞权钱色，腐败享受，已经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稳定性。他说：“换言之，他们的说法就是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与以前的稳定压倒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说法不一样本质全是一样的。” 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邱振海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表示，中国面临一些不和谐的矛盾，主要还是道德的崩溃。他说：“道德的崩溃，道德秩序的崩溃，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你看有假商品、假药、假食品，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假的，连教育，人类最后的一片绿洲高校学术，都充满腐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关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邱振海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是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所谓增长就是纯粹的经济增长，绝对的指标，这当然是有的。但发展是一种综合的指标。有没有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能源消耗，每年翻两倍来换取经济增长翻一倍。这是坐吃山空。这种代价太大了，完全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孟连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云南省委召集全省所有中高级官员专题研讨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的警民对抗事件及其深远影响，旨在提醒权力在握的人民公仆们时刻牢记执政为民的诺言，随时体察和关注民生的艰辛，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重温古今中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惨痛教训。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在开班动员讲话中言辞恳切、情真意殷。李纪恒说，陈毅当年率部进上海，一再告诫部下不要惊扰市民，深得民心。“我下乡，你们警车前面开道，警笛越拉越响，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觉得我一下子就被推到群众的对立面了！”李汉柏则痛斥官僚作风：“有的领导，人还没下基层就让下面报接待方案，你算什么东西？你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几个不是农民？大家要记住，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是：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参加研讨班的一位市级官员深有感触地说，苏共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瞬间垮台，教训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60多年前关于避免“兴亡周期率”的论述至今言犹在耳：“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据《瞭望》第42期报道，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是，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据了解，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在广东的民工群体中，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教授表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虽然还是以利益冲突为主，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及其发展趋势，应保持高度警惕。记者在沿海地区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普遍有着“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谈及社会矛盾，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信访人群，盯住具体的利益要求。而对没有信访的占人口99%以上的广大群众，对其心理、情绪、利益诉求，关注不够。
“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热衷于迎来送往，忙碌于文山会海，深入群众少，对老百姓的事总是躲、推、拖。”李纪恒9月8日在云南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研讨班”上说，“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这种淡漠群众利益、只为既得利益‘护法’的事再也做不得了。” 云南省委、省政府调查发现，孟连县部分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个别县乡干部与企业打得火热，有的坐着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有的在企业入股分红。为给企业“保驾护航”，县委甚至将一橡胶企业老板的儿子安排到企业所在乡镇担任主要领导，导致胶农对基层党委、政府失去信任。 “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矛盾错综复杂。”李纪恒指出，“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不能够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导致的。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时，一些党员干部往往摆不正位置，没有站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一边，不能做群众的主心骨、代言人，屁股很容易坐到比群众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一边。”
“因为决策不科学导致群众利益受损，是当前诱发新型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汉柏指出，“要坚决杜绝三种违背民意、诱发矛盾的决策隐患：一是为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决策，借批项目、批资金、批土地等谋利；二是为迎合少数领导和既得利益者而牺牲多数群众利益的决策；三是为个人政绩，急功近利、损害群众利益的决策。” 李汉柏认为，“孟连事件”就是“为既得利益者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当地少数县乡领导干部收取企业的好处，自然为企业办事。当企业与胶农发生利益冲突时，县委、县政府不是站到维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应企业请求做出严打“农村恶势力”的错误决策，调动警力对部分胶农实施抓捕，由此引发2死61伤的严重警民冲突事件。“增强新形势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是源头。”李汉柏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在决策过程中务必通盘考虑和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缓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努力维护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方法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
5、在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方面，中央财政下一步将通过明显提高转移支付系数等方式，加大对禁止和限制开发等欠发达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针对目前部分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面临的产业结构失衡、社保资金缺口大、棚户区改造任务艰巨、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负担重等经济社会问题，中央财政还准备了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预案，帮助这些地区缓解社会矛盾，解决一些民生问题。在专项转移支付方面，财政部将加快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优化资金投向，并进一步健全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然而大致地划分一下，可以归为两类，一是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比如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政策，从而引发群众的不满甚至对抗；二是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来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今天有个“国际经验”常被引用：当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进入1000美元的时期，就进入了矛盾凸显期，而中国目前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个“国际经验”当然要借鉴，然而借鉴这个“国际经验”时，又必须厘清一个问题：有些矛盾与矛盾凸显期无关。比如前面讲到的群体性事件与矛盾凸显期显然就没有因果的关系。矛盾凸显期不是一个筐，什么矛盾都能往里装。如果将一切矛盾都归之于矛盾凸显期，不是无知就是误导。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今天，一方面由于经济腾飞，贫困现象大幅下降，从整体上已经呈现小康；另一方面，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这当然属于矛盾凸显期的矛盾，破解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需要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具体到操作层面，则是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化解由腐败现象导致的社会矛盾。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前不久新华社曾报道，四川蓬安县有个中坝村，十年中经历了由“治”变“乱”、又由“乱”到“治”的巨大变迁。中坝村由“治”变“乱”，村民连续7年抗缴税费，原因是基层组织失掉了民心。烂掉了的村委会班子，弄出了一个“烂村”、“乱村”。而当基层组织重新获得了民心，中坝村又变得欣欣向荣。中坝村的变化发生在中坝村，但是作为一个现象，却有标本意义。什么钥匙开什么锁，这才是破解矛盾的大思路。而对基层群体性事件，正如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所说，需要的是“综合治理”。比如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干部提高了认识、提高了觉悟，改进了作风，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解决，群众满意度提高了，群体性事件自然就会减少。而我们特别需要警觉的是有人移花接木，明明是因为不作为、乱作为引发的矛盾，却都与矛盾凸显期划上等号。这种把矛盾凸显期当成推诿塞责借口的现象，今天在有的地方已露出了端倪。
6、2001年的12 月25日，也是西方人的圣诞节。今天，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枪杀14人案的3名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共安全专家.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共安全专家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杀人犯胡文海在法庭上陈述：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抬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满门被杀）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xxx（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了，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xxx（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音（路过的警车），xx（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当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遗憾没有死净的话，胡文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据分析，是担心给他父母妻儿留了后患。记者问他为什么连孩子一起杀时，他蛮有道理的讲：不把他们也杀了，他们长大要欺负我家娃娃。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共同受审的还有一个帮他杀人的朋友，胡答辩时说他朋友没有杀人，跟着他是一直劝他不要杀。这时，控方指出，一个受害者（装死躲过）指证他朋友拿斧子砍过他。胡答辩，我一枪打的他趴在地上，他就再没回头看过。是我捡起斧子砍他的。控方又指出，他朋友拿钳子夹受害者。胡文海当即辩道：是我拿枪逼他干的。他不夹受害者，我就开枪打他。明目张胆的大包大揽。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文海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2008年7月1日，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上午。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人，拿着剔骨刀冲进了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从1楼到21楼，砍死砍伤十位警察。这是上海市30年来最严重的袭警事件。袭警者杨佳，北京人，28岁，无犯罪前科。这次袭警过程中，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颈部动脉或者心脏部位，用力往上挑，这种杀人手法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在底层袭击了包括方福兴在内的4位民警后，杨佳从大楼南侧的消防梯一路爬上11楼。民警们六死四伤。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袭警行动在警界乃至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引起了轰动。“这是警察的耻辱”，一位老资历的上海警察说。一场信任战在百姓和警察之间拉锯。人们质疑：“这样的警察，怎么能保护我们？”而警察也觉得丧失了安全感：“老百姓越来越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震惊之余，更多的揣测是杨佳的作案动机。7月1日下午4时许，上海市公安局的网站挂出了一条新闻，称“据杨某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但两个多小时后，这条新闻被撤下。警方称，杨佳的犯罪动机需要进一步审查。有媒体爆料，杨佳曾遭山西警方殴打，并有成功索赔三万多元的经历。在与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纠纷过后，杨佳曾向公安局索要数万元赔款，未果。上海律师斯伟江认为，几万元的赔款根本不可能，“国家的赔偿基金是很低的，而且索赔的程序也很麻烦。按当地的人均收入赔偿，羁押一天是几十块钱，没有精神赔偿，杨佳这种事顶多几百块钱。除非私了。” 杨佳的辩护律师谢有明曾在第一时间与杨佳有过两个小时的交流，他说，“杨佳不是为了钱。” “他没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就喜欢看书和登山，作案时特地带了一根登山杖。他打过很多工，每个月也有千把来块钱收入，而且母亲有一些退休金，家境也算过得去。”谢有明不同意杨佳“勒索”警方一说，他举例说，杨佳就曾专门花1000元在劳保店买了一个防尘面具。“拿他的话来说，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据杨佳陈述，他对督察的仇恨，源自涉嫌偷盗自行车一事。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这里是芷江西路派出所的辖区。嘈杂的喇叭声中，一位中年民警与操京腔的杨佳在街头发生争执，引得好奇的群众越围越多。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黑车肆行，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证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杨佳“拿不出没有偷车的证据”，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审讯。“可以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杨佳的全部动机所在。”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杨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警方对于争执的描述是：“当时杨佳与民警的确发生了些不愉快。杨佳说对方说话不文明，要求督察到场。为了避免纠纷，上海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携带录音笔，杨佳这个事是有录音的，但督察听了全程录音后认为他在无理取闹。”有专业人士分析，单是言语上的冲突，督察很难到场。 “按理说只要接到群众投诉，督察就需要处理。包括受案、立案、调查和取证，警察是否依法办事？在执法过程中有没有徇私枉法？但现在人少，管理面积太大，一般是重大的投诉才会有督察参与。”一位警方督察部门领导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督察制建立到现在已经有11年，弥补了以前纪委监督的力度不够。不过，虽然现在各地都有督察机构，但普遍警力紧张，督察编制人员太少，素质、装备都不够，加上督察向本地公安局行政首长负责，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审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有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杨佳表示，督察对他所说的话一辈子刻骨铭心”。到凌晨两点，在查清其真实身份及自行车系租用等情况后，杨佳被予以放行。当日，杨佳返回北京。上海市公安局表示，之后，“杨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无理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杨均不予置理”。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称，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上千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五六月份的时候，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杨佳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7月19日，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执行任务的公安民警被不明真相的500多名群众围攻、殴打，冲突过程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人被击中致死。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广泛关注。孟连县“7?19”事件，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经初步调查，孟连县的橡胶产业发展从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两次改革，一次是乡镇企业改革，一次是股份制改革，但两次改革都不彻底。由于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橡胶价格的不断上涨，利益分配纠纷逐渐激化，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发展成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不满，加之少数违法人员乘机进行挑唆、误导，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围攻、打砸橡胶公司，甚至围攻、殴打县乡工作组人员,打砸公私财物,非法收缴群众费用，欺压群众等情况,致使基层政权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群众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调处。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治安稳定。针对以上种种问题，孟连县委、县政府为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调整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决定于2008年7月15日派出工作组深入勐马镇和公信乡各村寨开展群众工作,深入宣传《孟连县深化橡胶产业产权及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进行社会治安重点整治的通告》及《关于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限令违法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依法对勐马镇辖区内的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措施时,遭到被人挑唆、误导和不明真相的胶农干扰阻挠，甚至围攻、殴打执法公安干警，从而引发了冲突事件。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依法对勐马镇勐啊村芒朗组分别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的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措施,在依法强制传唤任务执行完毕后，按计划向村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时，500多名不明真相的人员在极少数别有用心人的煽动下,情绪激动，行为过激，多次冲越警戒线，手持长刀、钢管、铁棍、木棒向民警进行攻击性劈砍、殴打，致使多名民警受伤，民警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经多次喊话劝阻、退让、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由于距离较近，致使两人死亡。事件还造成41名公安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事件发生后，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平息事态。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等领导立即作出批示，要求积极抢救伤者，安抚好死者家属，做好善后工作和群众工作，迅速组成工作组赶赴现场，尽快查明事件起因，及时公布真相。在第一时间组成了由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孟苏铁、副省长曹建方挂帅的工作组，前往孟连县指导事件处置工作。省、市、县领导深入事发地点，采取一切措施，尽最大努力平息事态，与胶农直接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诉求，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去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失去了自由，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逮捕。经舆论关注，秦中飞命运随后出现逆转，关押29天后被“取保候审”，再过25天，该案被认定为错案，秦中飞无罪，并获得了国家赔偿。这起案件被舆论称为“彭水诗案”。据悉，“彭水诗案”发生后，经重庆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在今年1月23日召开的重庆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递交关于对“彭水诗案”进行行政问责并设置相应预防措施的提案。提案说，如此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和司法的相关责任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和相关责任追究。提案建议对此事进行行政问责，要对相关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追究，而不是异地调动或者一赔了事。
申论要求：
1、概括我国目前社会矛盾的几种类型，并且指出造成社会矛盾的原因。500字，20分。
2、如何化解农村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请结合是七届三中全会地有关决定，提出建议。300字，20分。或概括材料6反映的主要问题，并选择其中的一个事件展开评论。600字，20分。
3、根据材料3，提出化解社会矛盾的两条思路。200字，10分。
4、以“提高执政能力，化解社会矛盾”为题，写一篇1200字的议论文。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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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出现了一些情况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如库区移民问题、征地拆迁问题、代课教师问题、企业改组改制问题、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工资福利待遇问题、涉法涉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特点和规律，科学把握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建立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机制，以更好地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大量情况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其主要表现为：“四个多样化”趋势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这一方面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来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道德风尚朝着更加民主、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管理监督等尚不健全、不完善、不到位的情况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抬头，导致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扭曲。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到经济社会生活中，就会产生各种社会矛盾。
利益关系调整引发的深层次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种利益调整。改革越是深入，各种深层次矛盾就越是凸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不同的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等，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这在总体上有利于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是，在利益关系调整中出现分配不公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包括：因农村土地征用、移民搬迁安置、各种工程建设用地等补偿标准不一，发生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的问题；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等等。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处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2、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会议的主要议程仍然锁定在土地改革。官方报道指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前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显示相较于改革开放走向或金融危机，土地改革已经是当局无法不正视的问题。
土地制度之需要改革，诚然有各个面向，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农地逐年大量的流失使得国务院一再下调耕地保护红线却难得逞。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只要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发展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便一日无从建立。这两个角度固然都要紧，然而中共必须面对土地制度的政治逻辑，却在于“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后果。现有的土地问题，已经累积了太大的社会矛盾，若不尽早拆除引信，最终将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严重的就数官员任意征地圈地所引发的官民冲突。官方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面积高达4736万亩，13年间推算有至少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地农民既没有从征地补偿中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本，又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保福利，大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流民。
北京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地方征地的冲动依然屡禁不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机构在2003年及2004年间的调查显示，农民维权抗争集中在土地纠纷上，土地已经成为农村的首要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2005年4月也指出：“我认为这种征地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已经成为农民最不满的一个领域。”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引述官方统计说，2006年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土地问题无疑是其中一条主要的导火线。胡星斗分析，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流转），虽然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农地产权，但是至少增加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权，遏制官员随意征地的权力。如果配套得宜，还可以增加农民与开发商集体议价的能力，保护他们从土地获得的利益。国土资源部8月对媒体放风说，未来三年每年征地不能超过270万亩。这个被形容为“极其苛刻和严格的数字指标”，已经“得到主要领导的认可”。
河西镇农村土地问题引发上访的主要类型。
（一）土地权属纠纷突出。 一是土地承包优先权纠纷。主要是非本集体人员承包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原承包人认为承包优先权受到侵害，由此产生纠纷。二是转包手续不规范。主要是原承包人土地交由他人耕种，因收益的归属、费用的承担而产生的纠纷。三是占地补偿纠纷。主要是由土地被占用而产生的补偿费用的分配纠纷。四是宅基地（房屋）使用权纠纷。主要是早期宅基地手续办理不完备、不规范，部分房屋租借他住或抵押、变更仅凭口头协议，因历时已久，形势变迁，举证困难而引起的权属纠纷。五是山林权属纠纷。受传统民间规约、习惯规则以及祖坟地等风俗习惯的影响，出现山岭边界及权属的划分与国家法律勘定的相悖，从而导致接边接壤争议、坟葬、矿产资源、水源争夺等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上述五类纠纷，互相影响，产生大量农村土地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 妇女土地权益引发的信访案件。农村妇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首当其冲地在土地承包及相关权益问题上遇到权益受侵害问题，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已成为当前农村土地问题中的突出矛盾之一。如“外嫁女”权益的问题，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被剥夺的问题，入赘男子没有土地承包资格的问题，“半边户”家庭得不到承包地的问题等。
（三） 受国家方针政策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与用地需求矛盾而产生的系列问题。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用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土地供给与需求矛盾，二是农村住房用地不足，群众旧村改造的要求强烈，而操作不规范的矛盾，三是农村土地规划出现与现实不相适应的矛盾，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群众上访。
（四） 土地依法有偿转让所得，各级特别是县级以上提取费用比例较大，对镇、村组的留置不足，致使缺乏必要的建设资金，土地市场更加难以有序流通，而有的村为化解集体债务，把机动地留置不合理，少数农村干部曲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对承包土地自做主张，随意变动、调整、侵占、出卖土地，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由此引发各种纠纷。
（五） 个别村土管人员素质不高，工作方法单一，群众反映意见和问题的渠道不畅通，合理化要求特别是群众土地纠纷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致使各类矛盾长期沉积，引起部分群众的强烈不满，就采取集体闹的形式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六） 少数群众特别是回族地区部分群众土地法制观念淡薄，片面强调局部和个人利益，违法占地用于非农建设，或将街道、田块、沟渠等公共部分窃为己有，并在土地权属登记发证时存在欺诈行为，甚者侵犯他人权益引发群众不满而上访；
（七） 涉法上访仍占一定比例，尽管土地执法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解决违法占地问题，但一些因土地涉法上访的案件尚未得到妥善处理。多数争议或违法占地户对执法部门的处罚（理）不服，又不愿意接收土地仲裁机构的仲裁或申请行政复议，也是信访接待中较为常见的。
上述问题的存在和发生，有的是长期历史遗留的老问题，有的则是信访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镇的农村土地纠纷还会不断发生，甚至激化，而处理这些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敏感的工作。
3、十七大报告指出，存在很多突出的社会矛盾: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如下目标要求:⑴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⑵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⑷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⑸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⑹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人民权益，要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纠纷排查化解岗位目标责任制，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切实落到实处，提高早发现、早化解、早处置的能力，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建立和完善领导责任机制，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责任制。完善信访机制，对接访事件高度负责，认真处理。建立和完善领导“下访”机制，变群众重复上访、越级上访、集体上访为各级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建立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增强部门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感。建立完善信息预警机制，进一步提高各种处置预案的操作性，使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控制，妥善化解。建立科学有序的指挥机制，确保能迅速控制局面，及时平息事态，把社会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此外，还应建立诉前必调机制、人才吸纳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等。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深层次矛盾突出，通过民意表达渠道释放民怨、反馈民情，关系到政府与民众在矛盾与冲突中重建信任关系，确保社会稳定。因此，建立完善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诉求渠道，使政府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群众意愿，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研究的课题。除了进一步规范、畅通信访渠道外，还应充分发挥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确保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交流渠道的畅通，及时有效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要广开言路，敢于纳谏，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和批评。对不同的意见和声音，要允许表达，提供表达的平台。要摆正位置，从沟通入手，真诚倾听群众呼声，体会群众切肤之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帮助最需要帮助的群众，化解和减少矛盾。要认真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以“事要解决”为目标，做实信访工作，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县级责任"，最大限度地化解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坚定不移地通过实现科学发展，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加大利益关系调节力度，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工人、农民等基本群众的利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突出抓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强化第二次分配调节，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牢固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明确提出了征地建设项目三条“红线”，即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议的，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不能开工。
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社区将没有单位的“社会人”都管起来。全面推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加强对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区位的管理。积极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对新兴行业、新兴组织的管理。
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非公有制企业以及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合作医疗对农村常住人口的覆盖率。从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健全以低保为核心的城乡救助体系，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范围。扎实推进“十项民心工程”，系统解决困难地区、困难群众的突出问题。加强基层排查调处力量，初步形成了县(市、区)、乡镇(街道)有机构、村(居)有专人负责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全省各乡镇、街道普遍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定期排查突出问题。加强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努力构筑“大调解”格局。创新信访工作机制，首创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案和信访督查专员制度，省、市、县新提拔的厅、处、科级干部要先到省市县信访部门工作3个月，督查处理信访案件。
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大防范打击力度，集中整治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治安突出问题。加大治安防控的科技含量，构建起全天候的治安视频监控网络。切实加强对犯罪多发人群的教育管理。健全各种群防群治组织，实行联防联动。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机构，健全完善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公共安全应急处理能力。
杨宁曾任昆明市委常委兼盘龙区委书记，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她多次经历和参与处理，也曾接到恐吓电话，但矛盾最终都能化解，她认为化解的招数就是充分关注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昆明市东二环道路改造时，线路附近的一个村子中有一座寺庙，始建于300年前，后经群众集资多次修缮，小有规模。听说修路要拆除他们的寺庙，群众放言：“谁敢来拆，我们就跟他拼命！”下属向扬宁汇报说，这是非法建筑，没有经过规划批准。杨宁说：“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谁来批准？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她到现场对群众说，你们放心，你们不同意，我们不会拆的。她指示下属为该寺庙补办手续，使其合法化。此举深得人心，拆迁工作格外顺利。
在云南省委研讨班动员讲话时，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说，现在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他形象地比喻：母乳喂养不仅考虑到营养，也能零距离接触培养母婴感情，干群关系同理。李纪恒说，苏共垮台、齐奥塞斯库被乱枪打死，教训就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他说，我们很多年轻的书记县长，下车伊始就提出什么宏伟蓝图，完全脱离实际。一些干部屁股没坐热就走人了，有个统计说县委书记、县长的平均任职年限只有两年，乡镇负责人的任期更是只有1.9年，一个个心浮气躁，能干出什么名堂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用亲身经历提醒各级官员将心比心，饱含热情对待群众的利益诉求。他举例说，几年前澄江县两家民营企业职工因住房被抵押而上访，连续多年，六七个省领导作过批示，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为防止他们上访，县里设卡堵截，矛盾更加尖锐。李汉柏得知情况后，到职工家中走访，其穷困窘境令人心酸，“我对身边的干部说，他们不是刁民啊，让你们体会3个月你们不上访才怪！”经过多方协商，职工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事情圆满解决。曾经作为副省长分管政法工作多年，李汉柏强调，警察是保护人民而不是对付人民的。“我们一些干部以为手里有了权，动不动就派出警察。你想过没有，你一个县能有多少警察？不就100多个嘛，而最小的乡镇都有五六千人，多的几万人，你对付得了吗？随便来些人就把你作人质了。”
4、随着房价的暴涨，房子已经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房地产开发商被指责为牟取暴利，炒房者被称为投机者等，看来解决房价问题，不仅仅是居住问题，更是社会矛盾的问题。房价是很难用宏观调控来打压的，反腐——房地产行业反腐败所起的成效要比宏观调控大10倍以上。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反腐力度，而不是总搞一些表面的政策。对于有学者表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水准严重失调、贫富差异过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的矛盾，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邱振海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央政府也认识到这些问题，但也无法一下解决。邱振海说：“比如说，就医难、住房难、受教育难等等，归根结底，如果深究，最后还是一个腐败问题。腐败问题说到最后还是体制改革的问题。即使中共体制不改，但也有必要从道德层面来重整社会的精神力量，否则就会非常危险。现在从医生到教授，人人都没有道德底线。在本来发展模式就有问题的情况下加剧了矛盾的发展。” 金钟认为，反腐败可能会与权力斗争联系起来加以利用，但大背景仍然是腐败极为严重，民愤相当大。他说，在中国大陆利用权力来捞权钱色，腐败享受，已经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稳定性。他说：“换言之，他们的说法就是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与以前的稳定压倒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说法不一样本质全是一样的。” 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邱振海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表示，中国面临一些不和谐的矛盾，主要还是道德的崩溃。他说：“道德的崩溃，道德秩序的崩溃，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你看有假商品、假药、假食品，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假的，连教育，人类最后的一片绿洲高校学术，都充满腐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关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邱振海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是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所谓增长就是纯粹的经济增长，绝对的指标，这当然是有的。但发展是一种综合的指标。有没有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能源消耗，每年翻两倍来换取经济增长翻一倍。这是坐吃山空。这种代价太大了，完全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孟连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云南省委召集全省所有中高级官员专题研讨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的警民对抗事件及其深远影响，旨在提醒权力在握的人民公仆们时刻牢记执政为民的诺言，随时体察和关注民生的艰辛，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重温古今中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惨痛教训。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在开班动员讲话中言辞恳切、情真意殷。李纪恒说，陈毅当年率部进上海，一再告诫部下不要惊扰市民，深得民心。“我下乡，你们警车前面开道，警笛越拉越响，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觉得我一下子就被推到群众的对立面了！”李汉柏则痛斥官僚作风：“有的领导，人还没下基层就让下面报接待方案，你算什么东西？你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几个不是农民？大家要记住，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是：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参加研讨班的一位市级官员深有感触地说，苏共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瞬间垮台，教训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60多年前关于避免“兴亡周期率”的论述至今言犹在耳：“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据《瞭望》第42期报道，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是，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据了解，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在广东的民工群体中，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教授表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虽然还是以利益冲突为主，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及其发展趋势，应保持高度警惕。记者在沿海地区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普遍有着“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谈及社会矛盾，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信访人群，盯住具体的利益要求。而对没有信访的占人口99%以上的广大群众，对其心理、情绪、利益诉求，关注不够。
“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热衷于迎来送往，忙碌于文山会海，深入群众少，对老百姓的事总是躲、推、拖。”李纪恒9月8日在云南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研讨班”上说，“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这种淡漠群众利益、只为既得利益‘护法’的事再也做不得了。” 云南省委、省政府调查发现，孟连县部分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个别县乡干部与企业打得火热，有的坐着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有的在企业入股分红。为给企业“保驾护航”，县委甚至将一橡胶企业老板的儿子安排到企业所在乡镇担任主要领导，导致胶农对基层党委、政府失去信任。 “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矛盾错综复杂。”李纪恒指出，“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不能够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导致的。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时，一些党员干部往往摆不正位置，没有站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一边，不能做群众的主心骨、代言人，屁股很容易坐到比群众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一边。”
“因为决策不科学导致群众利益受损，是当前诱发新型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汉柏指出，“要坚决杜绝三种违背民意、诱发矛盾的决策隐患：一是为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决策，借批项目、批资金、批土地等谋利；二是为迎合少数领导和既得利益者而牺牲多数群众利益的决策；三是为个人政绩，急功近利、损害群众利益的决策。” 李汉柏认为，“孟连事件”就是“为既得利益者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当地少数县乡领导干部收取企业的好处，自然为企业办事。当企业与胶农发生利益冲突时，县委、县政府不是站到维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应企业请求做出严打“农村恶势力”的错误决策，调动警力对部分胶农实施抓捕，由此引发2死61伤的严重警民冲突事件。“增强新形势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是源头。”李汉柏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在决策过程中务必通盘考虑和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缓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努力维护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方法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
5、在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方面，中央财政下一步将通过明显提高转移支付系数等方式，加大对禁止和限制开发等欠发达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针对目前部分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面临的产业结构失衡、社保资金缺口大、棚户区改造任务艰巨、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负担重等经济社会问题，中央财政还准备了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预案，帮助这些地区缓解社会矛盾，解决一些民生问题。在专项转移支付方面，财政部将加快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优化资金投向，并进一步健全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然而大致地划分一下，可以归为两类，一是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比如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政策，从而引发群众的不满甚至对抗；二是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来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今天有个“国际经验”常被引用：当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进入1000美元的时期，就进入了矛盾凸显期，而中国目前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个“国际经验”当然要借鉴，然而借鉴这个“国际经验”时，又必须厘清一个问题：有些矛盾与矛盾凸显期无关。比如前面讲到的群体性事件与矛盾凸显期显然就没有因果的关系。矛盾凸显期不是一个筐，什么矛盾都能往里装。如果将一切矛盾都归之于矛盾凸显期，不是无知就是误导。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今天，一方面由于经济腾飞，贫困现象大幅下降，从整体上已经呈现小康；另一方面，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这当然属于矛盾凸显期的矛盾，破解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需要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具体到操作层面，则是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化解由腐败现象导致的社会矛盾。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前不久新华社曾报道，四川蓬安县有个中坝村，十年中经历了由“治”变“乱”、又由“乱”到“治”的巨大变迁。中坝村由“治”变“乱”，村民连续7年抗缴税费，原因是基层组织失掉了民心。烂掉了的村委会班子，弄出了一个“烂村”、“乱村”。而当基层组织重新获得了民心，中坝村又变得欣欣向荣。中坝村的变化发生在中坝村，但是作为一个现象，却有标本意义。什么钥匙开什么锁，这才是破解矛盾的大思路。而对基层群体性事件，正如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所说，需要的是“综合治理”。比如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干部提高了认识、提高了觉悟，改进了作风，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解决，群众满意度提高了，群体性事件自然就会减少。而我们特别需要警觉的是有人移花接木，明明是因为不作为、乱作为引发的矛盾，却都与矛盾凸显期划上等号。这种把矛盾凸显期当成推诿塞责借口的现象，今天在有的地方已露出了端倪。
6、2001年的12 月25日，也是西方人的圣诞节。今天，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枪杀14人案的3名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共安全专家.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共安全专家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杀人犯胡文海在法庭上陈述：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抬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满门被杀）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xxx（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了，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xxx（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音（路过的警车），xx（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当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遗憾没有死净的话，胡文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据分析，是担心给他父母妻儿留了后患。记者问他为什么连孩子一起杀时，他蛮有道理的讲：不把他们也杀了，他们长大要欺负我家娃娃。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共同受审的还有一个帮他杀人的朋友，胡答辩时说他朋友没有杀人，跟着他是一直劝他不要杀。这时，控方指出，一个受害者（装死躲过）指证他朋友拿斧子砍过他。胡答辩，我一枪打的他趴在地上，他就再没回头看过。是我捡起斧子砍他的。控方又指出，他朋友拿钳子夹受害者。胡文海当即辩道：是我拿枪逼他干的。他不夹受害者，我就开枪打他。明目张胆的大包大揽。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文海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2008年7月1日，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上午。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人，拿着剔骨刀冲进了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从1楼到21楼，砍死砍伤十位警察。这是上海市30年来最严重的袭警事件。袭警者杨佳，北京人，28岁，无犯罪前科。这次袭警过程中，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颈部动脉或者心脏部位，用力往上挑，这种杀人手法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在底层袭击了包括方福兴在内的4位民警后，杨佳从大楼南侧的消防梯一路爬上11楼。民警们六死四伤。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袭警行动在警界乃至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引起了轰动。“这是警察的耻辱”，一位老资历的上海警察说。一场信任战在百姓和警察之间拉锯。人们质疑：“这样的警察，怎么能保护我们？”而警察也觉得丧失了安全感：“老百姓越来越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震惊之余，更多的揣测是杨佳的作案动机。7月1日下午4时许，上海市公安局的网站挂出了一条新闻，称“据杨某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但两个多小时后，这条新闻被撤下。警方称，杨佳的犯罪动机需要进一步审查。有媒体爆料，杨佳曾遭山西警方殴打，并有成功索赔三万多元的经历。在与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纠纷过后，杨佳曾向公安局索要数万元赔款，未果。上海律师斯伟江认为，几万元的赔款根本不可能，“国家的赔偿基金是很低的，而且索赔的程序也很麻烦。按当地的人均收入赔偿，羁押一天是几十块钱，没有精神赔偿，杨佳这种事顶多几百块钱。除非私了。” 杨佳的辩护律师谢有明曾在第一时间与杨佳有过两个小时的交流，他说，“杨佳不是为了钱。” “他没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就喜欢看书和登山，作案时特地带了一根登山杖。他打过很多工，每个月也有千把来块钱收入，而且母亲有一些退休金，家境也算过得去。”谢有明不同意杨佳“勒索”警方一说，他举例说，杨佳就曾专门花1000元在劳保店买了一个防尘面具。“拿他的话来说，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据杨佳陈述，他对督察的仇恨，源自涉嫌偷盗自行车一事。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这里是芷江西路派出所的辖区。嘈杂的喇叭声中，一位中年民警与操京腔的杨佳在街头发生争执，引得好奇的群众越围越多。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黑车肆行，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证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杨佳“拿不出没有偷车的证据”，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审讯。“可以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杨佳的全部动机所在。”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杨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警方对于争执的描述是：“当时杨佳与民警的确发生了些不愉快。杨佳说对方说话不文明，要求督察到场。为了避免纠纷，上海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携带录音笔，杨佳这个事是有录音的，但督察听了全程录音后认为他在无理取闹。”有专业人士分析，单是言语上的冲突，督察很难到场。 “按理说只要接到群众投诉，督察就需要处理。包括受案、立案、调查和取证，警察是否依法办事？在执法过程中有没有徇私枉法？但现在人少，管理面积太大，一般是重大的投诉才会有督察参与。”一位警方督察部门领导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督察制建立到现在已经有11年，弥补了以前纪委监督的力度不够。不过，虽然现在各地都有督察机构，但普遍警力紧张，督察编制人员太少，素质、装备都不够，加上督察向本地公安局行政首长负责，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审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有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杨佳表示，督察对他所说的话一辈子刻骨铭心”。到凌晨两点，在查清其真实身份及自行车系租用等情况后，杨佳被予以放行。当日，杨佳返回北京。上海市公安局表示，之后，“杨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无理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杨均不予置理”。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称，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上千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五六月份的时候，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杨佳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7月19日，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执行任务的公安民警被不明真相的500多名群众围攻、殴打，冲突过程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人被击中致死。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广泛关注。孟连县“7?19”事件，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经初步调查，孟连县的橡胶产业发展从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两次改革，一次是乡镇企业改革，一次是股份制改革，但两次改革都不彻底。由于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橡胶价格的不断上涨，利益分配纠纷逐渐激化，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发展成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不满，加之少数违法人员乘机进行挑唆、误导，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围攻、打砸橡胶公司，甚至围攻、殴打县乡工作组人员,打砸公私财物,非法收缴群众费用，欺压群众等情况,致使基层政权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群众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调处。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治安稳定。针对以上种种问题，孟连县委、县政府为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调整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决定于2008年7月15日派出工作组深入勐马镇和公信乡各村寨开展群众工作,深入宣传《孟连县深化橡胶产业产权及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进行社会治安重点整治的通告》及《关于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限令违法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依法对勐马镇辖区内的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措施时,遭到被人挑唆、误导和不明真相的胶农干扰阻挠，甚至围攻、殴打执法公安干警，从而引发了冲突事件。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依法对勐马镇勐啊村芒朗组分别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的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措施,在依法强制传唤任务执行完毕后，按计划向村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时，500多名不明真相的人员在极少数别有用心人的煽动下,情绪激动，行为过激，多次冲越警戒线，手持长刀、钢管、铁棍、木棒向民警进行攻击性劈砍、殴打，致使多名民警受伤，民警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经多次喊话劝阻、退让、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由于距离较近，致使两人死亡。事件还造成41名公安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事件发生后，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平息事态。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等领导立即作出批示，要求积极抢救伤者，安抚好死者家属，做好善后工作和群众工作，迅速组成工作组赶赴现场，尽快查明事件起因，及时公布真相。在第一时间组成了由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孟苏铁、副省长曹建方挂帅的工作组，前往孟连县指导事件处置工作。省、市、县领导深入事发地点，采取一切措施，尽最大努力平息事态，与胶农直接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诉求，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去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失去了自由，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逮捕。经舆论关注，秦中飞命运随后出现逆转，关押29天后被“取保候审”，再过25天，该案被认定为错案，秦中飞无罪，并获得了国家赔偿。这起案件被舆论称为“彭水诗案”。据悉，“彭水诗案”发生后，经重庆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在今年1月23日召开的重庆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递交关于对“彭水诗案”进行行政问责并设置相应预防措施的提案。提案说，如此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和司法的相关责任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和相关责任追究。提案建议对此事进行行政问责，要对相关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追究，而不是异地调动或者一赔了事。
申论要求：
1、概括我国目前社会矛盾的几种类型，并且指出造成社会矛盾的原因。500字，20分。
2、如何化解农村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请结合是七届三中全会地有关决定，提出建议。300字，20分。或概括材料6反映的主要问题，并选择其中的一个事件展开评论。600字，20分。
3、根据材料3，提出化解社会矛盾的两条思路。200字，10分。
4、以“提高执政能力，化解社会矛盾”为题，写一篇1200字的议论文。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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